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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企業,資本與後浪的完美和解

在有着崇尚世俗奮鬥、輕視貴族世襲這一深厚傳統的大國,資本將如何處理好與年青一代的共生關係,是解析中國商業文明變革的最好截面。

作者:本刊記者 譚保羅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20-10-16

2020年5月22日的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針對疫情並沒有提到“勝利”之類字樣,而僅僅用了“取得重大戰略成果”的表述。因為,當“黑天鵝”還在全球舞動翅膀,那麼勝利必然言之過早。

2019年,中國提出“六穩”,現在,又提出“六保”,從“穩”到“保”,説明決策層的“底線思維”愈發明顯,這既反映了實事求是的務實態度,也折射了增長的壓力。

與此同時,在社會縱深層面,一些曾被忽略的問題正在重新吸引關注。

一方面是“6億人月均可支配收入為1000元左右”的現實,一方面是“後浪”話題持續走紅,這意味着經濟的變化和年青一代的自我意識覺醒,開始疊加。很可能,會產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化學反應”。

在微觀層面,民營企業將會成為這種變化的主要承受方。因為,它們一直都是“後浪”的主要吸納者。近年來,民營企業提供了中國80%的城鎮就業崗位,吸納70%以上的農村轉移勞動力,新增就業90%在民營企業。

但這未必就意味着一場衝撞,而很可能是一次涅槃。


另一個大國的“後浪”

中美製度迥異,卻是全球“唯二”的大國市場,並且同樣有着崇尚世俗奮鬥、輕視財富世襲的民族性格。這種共性可以消弭差異,使得一方的商業和社會發展歷程對另一方產生某些借鑑。

年青一代的覺醒,以及如何調和與現存精英的相處之道,就是如此。

20世紀六七十年代,是“後浪”引領美國社會的時代,他們是眾多事件的主角。由於反越戰、平權、婦女解放、性自由等議題的重疊交織和互相強化,這一時代的政治色彩過於濃厚,導致沖淡了“經濟背景”。實際上,經濟才是一切的緣起。

以加州伯克利大學學生在校園靜坐的1964年為原點,向前回溯15年到二戰結束,這一定是20世紀美國經濟最高光的15年。那是一箇中產家庭的男人在市區工作,優雅的家庭主婦在郊區大房子照料孩子,家家户户門口都泊着小汽車的時代。

但1960年代中期,一切都變了。聯邦德國和日本徹底從二戰復甦,在全球市場和美國競爭,尤其是日本,從1960年到1970年的十年間,GDP增速達到11%,工業產值增速更達到16%。

同期,美國卻深陷越戰泥潭,軍費的暴增推高着國家債務。進入1970年代,石油危機更把國家拖入滯漲。從1960年代的後半段開始,失業率抬頭,到1970年代最高達到過9.5%。這是2009年金融危機時期的水平。

也就是説,當美國的年輕人高呼反戰口號和自由平權的時候,他們心中其實充滿了對人生的未知恐懼和無力感。

其實,學生運動最激烈的地方從來不是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這樣的頂級常春藤,在教育平權之前,東海岸世家子弟是這些大學的生源主流。同樣作為“後浪”的他們,也會振臂高呼,聲援同齡人,但他們絕不會去冒被開除學籍,失去精英文憑的風險,成為時代的“職業罷課家”。

比如唐納德·特朗普,他出生於1946年,此時正值年輕氣盛的歲月,但他在常春藤賓夕法尼亞大學念沃頓商學院,在紐約幫父親開發房地產,或者在和模特談戀愛,所以沒有時間上街。和特朗普同齡的喬治·沃克·布什也差不多,他先念耶魯,再念哈佛商學院。他不但不反戰,還在越戰期間主動加入國民警衞隊的空軍。他是德州石油大亨老布什的兒子。

普通家庭子弟雲集的公立大學才是旋渦中心,尤以加州伯克利、密歇根等為代表。他們是年輕人的絕大多數,所以力量巨大。

最終,他們取得了勝利,將美國徹底帶入“多元主義”的時代:美國主動退出越戰,吸食大麻開始在一些州成為合法行為,最好的常春藤必須拿出一部分名額按照標準化考試招生,而不是全部都“傳承錄取”世家子弟。此外,各種與種族、性別相關的平權法案相繼出爐。

數據顯示,從196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美國黑人家庭達到中產水平的佔比從不到20%上升到了40%。此外,少數族裔(尤其是非洲裔和拉丁裔)在管理和技術領域中的就業率大幅增加,大學入學時的錄取率也大幅提高。

毫無疑問,“後浪”推動了美國上層建築的改變,但底層的經濟和商業邏輯卻無法動搖,特別是與資本有關的分配不均更堅如磐石。任何國家,概莫能外。


商業貴族的中美不同

必須注意,在那個動盪時代,美國年輕人的情緒既指向了保守的政治精英,也指向了商業集團和資本。年輕人攻擊霍尼韋爾和陶氏化學,表面上是反戰,因為它們是美軍的供應商,一個生產集束炸彈,一個生產凝固汽油彈。但換個角度,憤怒也源於年輕人對商業新貴階層的不滿。

二戰之後,美國大企業在全球擴張,並在內部形成了蔚為壯觀的科層體系,催生出一個規模前所未有的高階職業經理人集團。與此同時,華爾街機構投資者崛起,金融精英集團也開始成型。這兩撥人位於商業金字塔頂峯,與其他階層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

然而,和種族、性別平等相比,收入分配不均卻沒有那麼容易解決。它是人類社會存在的本質狀態,不但無法改變,反而愈演愈烈。在1960年代,美國大企業CEO的薪水是普通工人的30倍,但今天是300倍,甚至更高。在華爾街,金融公司高管、PE掌門和投資人每年上億、數億美金的收入也只是小菜一碟。

實際上,族羣不平等更多是階層不平等,只是部分族羣在財富低階人羣中的佔比更高而已。政治精英不用談,美國的商業精英可以分為兩類人:一是代理人,二是資本家。

代理人即職業經理人,老一輩的如郭士納、韋爾奇,新生代以桑達爾·皮查伊、薩提亞·納德拉等為代表。資本家分為兩類,一是科技精英,即硅谷和西雅圖的創業者們,蓋茨、貝佐斯等;二是華爾街的資本家,他們通常被誤認為是職業投資人(代理人),其實他們是貨真價實的老闆,只是創業領域不是高科技,而是資產管理。他們是資產管理公司的控制人,代表人物如巴菲特、蘇世民、卡爾·坎伊和雷·達里奧。

顯然,中國商界精英的結構與美國截然不同。

中國並不存在一個真正意義的職業經理人市場,因為絕大多數上市公司的控制權集中在大股東手中,機構投資者數量眾多,但缺乏影響力,無法積極介入公司管理,也就無法創造職業經理人的大規模需求。但美國不一樣,在美國“後浪”們熱衷於社會運動的時代,正是散户淨賣出,機構投資者崛起,美國版“大股東”消亡的時代。

也就是説,和美國“資本家+職業經理人”的雙輪模式不同,中國真正的商業權力掌握在大股東的手中(這裏不討論政府和國企)。兩種模式的差異,直接造成了商業世界中階層流動難易程度的不同。

在美國模式中,即使做不了硅谷的科技資本家,中下層年輕人也可以通過念名校和投身資本市場,成為頂級經理人和金融資本家,晉級金字塔頂端。但在大股東獨大、家族企業為主的中國民營經濟中,年輕人階層晉級的路徑就相對較窄,比如走頂級職業經理人的道路就基本無望。當然,自己創業成功除外。

看上去,資本與“後浪”們的衝撞無法避免。其實未必。


何為美好企業?

20世紀後半葉,資本也在全球範圍內不斷重塑自我,時間與歐美的“後浪運動”幾乎重疊。它很大程度是對後者的迴應。

1972年,“商業圓桌會議”成立,它由美國最知名的100多家企業的CEO組成。它的成立標誌着商界開始聯合尋找如何避免與國家、公眾之間發生衝撞的方案。

1973年,《達沃斯宣言》首次提出了“利益相關者”概念,即企業應當超越股東利益,服務於所有社會成員。之後,“環境、社會和治理”(ESG)等概念開始流行。

和歐美相比,這條探尋企業社會價值的路在中國才剛開始。2013年,在博鰲亞洲論壇,中國國內第一個社會企業研究中心—上海財經大學社會企業研究中心發佈了中國社會企業白皮書。遺憾的是,當時並沒有引起企業家羣體太大的反響。

這很正常。2013年是點石成金的一年。這一年,創業板指數從年初的700點一路飆漲,最高衝至1424點,翻了一番。一夜暴富的大股東,如過江之鯽。

領教工坊聯合創始人兼CEO朱小斌正是這個中心的創辦人,他説,那時的企業家們注意力還在“經濟價值的大山上”,對企業社會價值的關注還沒有完全覺醒。但現在不一樣,經濟換擋和疫情帶來的危與機,已經搭建起構建美好企業的宏觀背景。

何為美好企業?朱小斌認為有三個層次。

第一層,公司變社區,即人的尊嚴、自由、互助、創造力等美好的社區精神,要能在一個企業組織中被激發出來;第二層,利益相關者實現共生,打破“股東利益最大化”;第三層,實現社會共好,即促進社會問題的解決、推動社會價值觀的向善變化,構建一個共生共好的社會生態系統。

朱小斌説,2020年,真的到了“危機喚醒美好企業”的時刻。他的話也被西貝莜麪村創始人、董事長賈國龍的經歷所佐證。

在“新鵝湖之會:危機喚醒美好企業”中國企業家反擊“黑天鵝”思想秀上,賈國龍回憶了他的抗疫故事。公司在全國60多個城市有300多家門店,2萬多員工,但疫情導致營業收入下降為原來的5-10%,現金流告急。於是,賈國龍“哭窮爆紅”。很快,從中央部委到銀行,紛紛伸出援助之手,而且援助的真誠和力度,讓他始料未及。

賈國龍的故事不難理解。中國很多民營企業其實早已“社區化”,並實現與利益相關者的共贏,即進入了朱小斌所説的美好企業的第一和第二個階段。上萬個就業崗位的餐飲民企顯然事關多個利益相關方:員工和家庭、供應商、消費者以及對就業負有責任的政府。此時,企業能化危為機,對所有人來説都是共贏。

疫情、內部經濟換擋,加之外部貿易博弈,這是一種“三期疊加”,資本和企業家壓力山大,但換個角度看,由於經濟形勢的特殊性,民營企業家面臨的未必都是壞消息。比如,由於資本外流的壓力和就業的需要,相關的財政金融政策可能會更傾斜於民營企業。此外,由於就業市場供大於求,資本相對於勞動者也將擁有更大的議價能力。

但能否破解困境,真正讓“危機喚醒美好企業”,關鍵還是看企業“一把手”的自我革新。


路徑:改造企業“皇帝”

南宋淳熙年間(1175年),“心學家”陸九齡、陸九淵兄弟與“理學家”朱熹來到江西的鵝湖寺展開辯論,這是中國思想史上著名的“鵝湖之會”。辯論並沒有讓分歧彌合,卻堅定了雙方對各自理論的執着。經後世數百年發展,程朱理學(程顥、程頤與朱熹)和陸王心學(陸氏兄弟與王陽明)成為了中古之後儒家的兩大流派。

2020年5月的“危機喚醒美好企業”中國企業家反擊“黑天鵝”思想秀,舉辦地點位於無錫的鵝湖盪口,因此被稱為“新鵝湖之會”。既是地名巧合,也透露主要發起方領教工坊希望團結民營企業家羣體,對中國的商業文明作出某些富於里程碑式的改變,並尋找路徑的初衷。構建美好企業,必須先改變那些在企業內部猶如皇帝的企業家,革新中國的微觀商業文化。

皇帝有兩個特點:一是沒有競爭,中古之後的明清兩代閉關鎖國,既是為了避免國家和制度之間的競爭。二是沒有約束,皇帝對內基本沒有約束,帝制時代的中國政治史,就是一部皇權擴權史。於是,基於這種文化傳統的影響,加之一股獨大的現實,中國很多民營企業家在這兩方面和皇帝如出一轍。

而領教工坊就是從這兩方面改造民企的“皇帝”。

大股東不是職業經理人,在企業內部沒有職業危機感。於是,領教工坊自從2011年成立以來,採取了一種獨特方法,踐行管理學大師亨利·明茨伯格的實踐管理教育理念,在領教的帶領下,讓學員向同僚(學員)學習,而同僚(內部稱“兄台”)400多位,全部都是企業一把手,很多是行業龍頭。學員之間形成了強大的智力競爭,很多企業家因此“脱胎換骨”。

二是強調組織的重要性,用組織約束大股東,更成就企業家。

領教工坊聯席董事長孫振耀曾任惠普全球副總裁和中國區總裁,也是一位成功的連續創業家,基於對外企、民企的實踐總結,他認為,企業增長要靠三駕馬車拉動,分別是商業模式、競爭戰略和組織能力。但前面兩個別人都可以複製,而組織能力則是別人拿不走的財富。

領教工坊聯合創始人、學術委員會主席、知名管理學教授肖知興則提出一個廣為人知的觀點:過去是“企業家的企業”,而未來是“企業的企業家”,必須通過組織變革,讓中國企業走出個人控制的鐵籠。肖知興特別推崇智慧型的“自組織”,它是唯一可以讓組織內的個體智商疊加,讓集體智商大於個體智商的組織形式。

換句話説,“自組織”表面上是約束企業一把手,但本質上發揮組織紅利,服務於企業的長期發展和股權增值。

好的組織,必須傾聽“後浪”。實際上,在任何城市隨便做一個隨機調查,很容易發現90後的員工已成為中國民企員工的主流,95後和00後的隊伍也正在壯大。

由於制度和文化的差異,中國的“後浪”顯然不同於半個世紀前的美國“後浪”,更不會重複他們的衝動故事。然而,同為大型經濟體,一些變革的經驗還是有鏡鑑價值的。美國“後浪”的歷程説明,情緒的泄出不會發生在高速增長的時代,也不會發生在持續衰退的時代。它最容易發生在換擋的時期。

因此作為企業家,必須瞭解這個羣體的崛起,懂得他們,讓他們在“自組織”中歷練和成長,共生共好。

參加12世紀鵝湖之會的理學家們曾説,“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他們堅信真正的“利”生於天理與仁義。而新鵝湖之會發起討論的《鵝湖美好企業宣言》同樣開宗明義:“我們倡導中國的企業家秉承商業向善的理念,踐行可持續發展,推動新商業文明,通過構建美好企業,來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這是一場和解,更是一場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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