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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事態”下,日本疫情疑雲

相較於他國依靠行政手段的緊急戰備狀態,日本打這場防疫戰的重心在於“自肅”。無論是對他國的輸出病例,還是死亡規模,抑或社會情緒,總體上都比較平穩。
 
作者:本刊記者 胡萬程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20-05-20
3月25日,東京淺草寺,部分行人戴口罩出行
 
  在外人看來,日本的新冠疾病(COVID-19)疫情一直存在奇怪的、難以看清的地方。
  臨近中國、人口密度高、前期對中國旅客採取的“寬容”態度、處理“鑽石公主”號疫情的方式……種種有利於病毒傳播的條件疊加,日本一度被認為將很快發生大規模疫情。
  然而媒體“預警”的兩個月過去,日本的疫情卻始終控制在一個較低的水平。在全球確診人數超過200萬、美國光死亡人數就超過3萬之際,日本的累計確診人數卻只有9000餘例。
  在有關核酸檢測的問題上,日本也呈現出與其他地區不一樣的態度。日本人不熱衷於檢測,也反對大規模檢測,孫正義就曾在此事上吃過癟。截至4月17日,日本接受檢測的人數為86800人,每百萬人的檢測量只有德國的1/20。
  在各國主要都市紛紛封鎖的背景下,日本的“緊急事態宣言”姍姍來遲。在這份只要求“自肅”、無強制力的宣言作用下,日本人的出行下降幅度有限,與安倍首相呼籲的“減少八成人際接觸”依然存在不小的距離。
  儘管不乏被人詬病的地方,但至少當下來看,在病毒防控效果上日本做得還不錯,也減少了其對經濟活動的負面影響。
  有着“加拉帕戈斯化”商業孤立傳統的日本,似乎在防疫上也走出了一條獨特的日式道路。
 
  故意隱瞞了嗎?
  按原計劃,2020年將會是日本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光彩的一年。
  籌備7年,總投資超過3兆日元的東京奧運會,原本7月即將登場。追溯上個日本舉辦的奧運會,還是早在1964年。二戰戰敗,陷入長期孤立局面的日本,隨着經濟的快速復甦,成功舉辦了亞洲的第一場奧運會,向世界展示了一個戰後重建、擁抱和平的新日本。
  1945年的東京大轟炸,幾乎將整個東京夷為平地。藉着奧運會籌備的契機,日本重新整頓了東京的城市佈局和交通系統,建設了包括國立代代木競技場、日本武道館等大量的體育設施。
  這場被譽為當時奧運史上最昂貴的籌備活動,也反過來刺激了日本經濟的起飛,給日本留下了豐厚的遺產。
  2020年,日本原本是想復刻這一場奧運會的成功,展現一個50多年後新日本的精神面貌,同時給日本帶來新的景氣。然而計劃趕不上變化,一場席捲全人類的疫情打亂了所有的安排,東京奧運會成為了史上首屆延期的奧運會。
  由於奧運會當頭,日本相對遲緩、柔性的應對措施,曾一度讓人懷疑其故意隱瞞疫情規模,從而避免奧運會延期甚至流產的不利局面。
  離國際奧委會與東京奧組委3月24日發佈的“延期聲明”已過去20余天,木已成舟的話,想必也沒有裝的必要了。
  但對比延期前後的日本行為來看,雖有部分措施調整,政府的防控行為總體上維持了“謹慎、非強制”的態度。
  在確定推遲奧運的三天後,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宣佈,要求東京市民本週末“外出自肅”,避免非必要的外出活動,並自律遠離密閉空間、密集場所和密切接觸(“三密”原則)。
  這一重大消息放出之前,東京人心惶惶,主流聊天軟件LINE上流傳了不少“東京將要封城”的信息。一時間,超市、便利店裏的食物和日用品,都被搶購得所剩無幾。
  但在消息放出後,人們定睛一看—嗨,自肅啊!到頭來,防疫靠的還是每一個國民的自律協力。
  的事,也發生在安倍發佈“緊急事態宣言”前後。3月14日,日本國會通過了《新型流感等對策特別措施法》修正案,賦予首相發佈“緊急事態宣言”的權力。全球確診人數特別是美國的數據飆升,令輿論認為日本的“緊急事態宣言”可能會實施更加嚴格的封鎖。
  然而當“緊急事態宣言”放出的那一天,人們一看宣言的核心還是自肅。
  這就好比,病人在等一個很重要的醫囑,醫生接連預告“我要發了哦”“做好準備啊”,結果拿到的一張紙上寫着“多注意身體”。
 
  自肅是武器
  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得主本庶佑,把防控比喻為“一場戰爭”。
  他認為特殊情況下需要控制社會系統,以相當強的權限去應對。而現在的日本還沒有這樣做,醫學領域也沒有自衞隊介入的機制。
  相較於他國依靠行政手段的緊急戰備狀態,日本打這場防疫戰的重心在於“自肅”。
  政府呼籲國民儘量避開“三密”環境,不要去夜總會、卡拉OK等娛樂場所,不要多人聚餐等。但人們仍可以外出購物、就醫、散步、跑步。
  政府號召停課,但實際是否停課,依然掌握在各個都道府縣知事的手中。公共交通照常,出租車也能繼續營業。快遞公司照常,部分餐廳也照常,不過有些店鋪要縮短營業時間。
  現階段,政府沒有法律依據去封鎖城市道路和暫停交通,只能寄希望於民眾可以自律,不要外出,減少聚集。不求完全杜絕傳染,但要求把傳染控制在一個可控的範圍內,延緩傳染,避免醫療機構的崩潰。
  當然,缺乏強制約束力的“宣言”,能否讓民眾在未來一個月里老老實實待在家裏,這也就成為了問題的關鍵。
  安倍首相強調:“即使實施了緊急狀態,也要儘可能地維持正常的經濟與社會活動。”經濟是最大的民生,經濟蕭條的代價可能會遠遠大於傳染病造成的損失,長期陷入“失去的十年”狀態的日本是深有體會的。
  根據《日本經濟新聞》實施的“社長100人問卷調查”的結果,近八成企業保證了“正常運轉”。縮短作業時間和停產的企業不到兩成。這一點,記者也從在日本工作的人士中得到了驗證。雖然一些企業採取了遠程辦公的方式,但被要求正常出勤的上班族也大有人在,且與疫情前沒有變化,該跑業務的還是跑業務,該加班的還是加班。
  各國對COVID-19的認知,一直處於一個動態變化的狀態,日本也有變化。對於核酸檢測,日本開始變得更加積極。
  在4月之前,日均檢測人數不足2000人。4月之後,政府明顯加大了檢測的力度。雖然尚未到安倍首相期望的“一日2萬件”,但4月14日的檢測人數達到新高,達到了9669人 。
  在更多的人接受檢測之後,日本的感染人數來了一波激增。相較於3月底日均200人的增幅,變為了日均500人。這樣的數字與其他國家相比,仍然處於較低的水平。特別是死亡人數,只有190名(截至4月17日)。
  無論是日本對他國的輸出病例,還是死亡規模,抑或社會情緒,總體上都處於一個平穩的狀態。在透明的信息流通下,這些信息最終也打消了外界對於日本是否為了奧運會而故意隱瞞的疑惑。
 
  比病毒更重要的
  將防疫重心依託於分散的個人,而非強有力的組織,這的確是一件不尋常的事。一方面這與政府在法律上的權限有關,另一方面也與日本的國情息息相關。
  世界衞生組織4月10日發表了一個報告,表示根據日本提供的檢測報告,八成的感染者並未傳染給他人。這與美國疾控中心近日發表的5.7的R0(基本傳染數)大相徑庭。
  日本的感染係數如此之低,與其社會文化本身所具備的“社交遠離”屬性有關。
  拍出《南京抗疫現場》的紀錄片導演竹內亮,分享過這樣一則推特:“日本夫妻平時沒有性生活,不親吻,不在一起吃飯,也不在一起睡覺,妻子會把丈夫的內衣分開洗。防家庭感染的措施我們平時就有做,現在反而很安心。”竹內表示,這則推特在日本很火,外國人或許會覺得不可思議,但其實是日本多數家庭的日常。
  集體意識強的日本人,私下的生活反而非常個人。一人獨居,除了工作或上學等必要交流之外一言不發,沉浸於自己世界的人,不在少數。人際交往中,沒有貼面擁吻的社交習慣,多是不接觸的點頭致意或鞠躬問好。
  此外,日本人也是出了名的講究衞生,進入室內不但要洗手還要漱口,消毒噴液隨處可見,生病後會自覺佩戴口罩,文體賽事過後從來不用擔心垃圾遺留問題。
  這些行為都契合了疫情防控的要求。日本的感染延緩問題,很大一部分得歸功於自身的文化基因。
  換位思考,如果你是這片土地的當政者,所管轄的居民有良好的衞生習慣,且擁有較高的公共意識,自然對於疫情防控會比較有信心,目光反而會更加照顧經濟層面一些。
  事實上也是如此,延期的奧運會已讓日本面臨巨大的沉沒成本。日興證券推測,奧運會延期的間接經濟損失達750億美元,佔日本全年GDP的1.4%。建築和房地產業的計劃被打亂,人工費因延期越來越高,市場本期待的200萬“奧運遊客”也打了水漂,明年的情況還未可知。
  據日本旅遊觀光局公佈的數據,2020年2月到訪日本的外國遊客人數較去年同期下降58%,是自2011年關東地震海嘯以來最大的跌幅。安倍首相在任這幾年,旅遊業發展迅猛,不少從業者都追加了更多的服務設施以應對增加的遊客。但這一波疫情的衝擊,讓從業者備受打擊。
  為了應對這一經濟危機,在發佈緊急事態的同時,日本內閣會議還通過本國史上最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總額達108萬億日元。
  在這一經濟刺激計劃中,財政支出達39.5萬億日元。這些資金將主要用於:向營業額大幅下降的中小企業,提供最高200萬日元的補貼;向收入大幅減少的個體經營者,發放最高100萬日元的補貼;對符合條件的家庭,發放“生活援助補貼”等。
  對於普通國民來説,最關注的是能不能領到經濟刺激計劃的現金補貼、怎樣才能領到補貼。但事實上,領取補貼的條件苛刻,多是非課税的對象或收入大幅受到影響的家庭。
  和政府一樣,日本人仍然沒有太怕COVID-19。不去“三密”場所,做好衞生措施就好;得了大多也能自行恢復,只要醫療機構不崩潰,死亡人數就是可控的。
  更多的人怕的是,這場傳染病導致收入驟降。對於全球的風吹草動,外向型經濟體最為敏感。在自覺防控的基礎上,儘可能地維持正常的經濟活動,日本走了一條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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